开学的第三个星期天晚自习前，马主任进了教室，他是教导处副主任，灰黄的长脸，脸上血色不多，眼镜不小，上政治课，说着“四川普通话”，说话很慢，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，他慢慢地说：“帅老师到五通桥出了车祸，我暂时来代你们的班主任。”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，同学们既愕然，又惋惜。马主任后来还讲了些什么，大家都没有在意。一下课，同学们都涌到政治办公室问马主任，帅老师的情况。马主任说：“帅老师骑自行车，摔到五通桥的大桥下去了。摔得很重。现在住在五通桥医院里，估计短时间好不了。”同学们听了，都心急如焚，又无计可施。年轻人可大多是以貌取人的，一表人材、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，换成了其貌不扬、老气横秋的老头子，大家心里都不舒服。马主任又没有上这个班的课，空头班主任，怎么当。大家都很忧虑。
同学们纷纷收到了考上中专同学的来信。熟悉的同学，都互相传观他们的信件和照片。考上军校的曹正训、李光玉、钟同、曾仲池、彭仲祥等五位同学都寄来了他们的照片，都是新军装、大盖帽、黑皮鞋，宽腰带，显得英姿飒爽。考上铁路校的谢相林、胡德宗、丁玉珍、毛淑兰也来了信。一天，杜凤祥收到了罗璇的来信。同学们闻讯，都去头碰头地看信。信中说：
杜凤祥同学：
首先感谢你那天来送我上路。把近来的情况告诉你吧。那天，我带着妈妈给的5元钱和给我做的20多个灰水粑，和13个男女同学一起步行到成都，成都铁路校来井研招生的钟老师，带领着我们走。饿了，我们就吃自己带的东西；渴了，就喝河水。头一天，我们走到天黑，看见公路边上有一个废弃的工棚，四面没有墙，但地上有谷草，我们十几个人，就背抵背的坐一圈，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晚上，我们住清水铺，两个人睡一间床，住了一晚上。第三天晚上住华阳，钟老师让我们住了旅馆。第四天早晨，大家都累得起不了床，腿酸脚痛，只得拄着棍子走。又走了好久，我们问过路的人，成都还有多远。他说：“这就是成都。”成都真大，到了成都，我们还走了半天，才到了铁路校。
到了铁校，井研来的十几个同学都分散了，我被分到工民建112班。最幸运的是，我们井研中学搞的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交朋友的活动中，我交的朋友——五九高二的杨丽君，她在电讯工程学院读书，我们联系上了，她经常领我到电讯工程学院去耍，还陪我上公园、逛街。杨丽君的家里经济也不宽裕，她就约我利用星期天，到高级人民法院去，她有一个亲戚在里边工作，我们就给一些干部洗衣服被子、纳袜底，挣点钱来维持我们的日常费用。我们的功课比较容易学。不必挂念。
就写到这里吧。代向熟识的同学们问好。
罗璇1960年10月2日
看完信，同学们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了：“考军校最好，不花钱，包穿包吃。”“铁路校也好，出来修铁路，开火车，工人阶级！”“范友三、鲁星天考上了峨眉磷肥学校，也不错。”“他们两年后就有工作，我们三年后，还不知道干什么哩。”
廖文刚收到了钟同的来信，他在信中介绍了学校的生活，还有一张身着军官装的半身照，看起来，真威武。廖文刚把钟同的照片，传给同学们看。钟同在信中要廖文刚代领他的毕业证给他寄去，并希望有一张六零初一班的毕业照。廖文刚下午找到了发毕业证书的曾老师。曾老师说：“毕业证书，是非常重要的证件，应该他本人给学校写信，或者学校给他寄去，或者学校再交给你给他寄去。”廖文刚说：“我马上给他去信说明。”廖文刚找出六零初一班的毕业照，上面没有钟同，当时他已经到军校去了。刘老师按人头，每人洗了一张。廖文刚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每一个同学，他想，钟同远离家乡，更想念同学，自己就在井研，许多同学，就在高中的两个班上，于是他把自己的这张六零初一班的毕业照，放在信封里给钟同寄去了。
上化学课时，陈忠珩老师走进了六三高二班的教室。这位老师，二十四五年纪，一米六七身材，比较壮实，皮肤白皙，戴副眼镜，方正的脸，显得既和蔼又认真。穿着却非常的朴素，已经是初冬天气了，却没有穿大多数老师必穿的毛线衣，只穿着旧夹袄和粗布衣裳。他环视教室一周后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同学们好！我叫陈忠珩，担任化学课。”教室里立即掌声雷动。年轻人，喜欢年轻人。他后边的话，更使全班同学都睁大了眼睛：“我的家在隆昌，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。以前剥削劳动人民，我是吃人民的血汗长大的。解放以后，共产党教育我懂得了剥削阶级的罪恶，为人民服务的真理。现在，我要用努力的工作和多做好事来报答党和人民。搞好教学工作，是我的职责；帮助有困难的同学，是我的愿望。希望同学们支持我的工作，全面发展，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，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。”教室里的掌声更加热烈。
一天，陈老师见曾翠香走路跛着脚，问：“脚痛？”曾翠香说：“痛了好一阵了。”“没有去医？”曾翠香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陈老师说：“曾翠香，你家里的经济情况，我最清楚。有病不治，还说‘没什么’。我给你出钱，马上去找医生！”曾翠香说：“谢谢陈老师，我自己能克服。”
一天下午上化学课时，曾翠香没有到教室，袁淑琼向陈老师报告说：“曾翠香胃痛得厉害，请个假。”陈老师说：“有病早治，无病早防。”他想了想说：“哪位同学代我送曾翠香去医院？本来应该我去的，现在要上课，不能去。”卢泽文举手说：“我去。”陈老师说：“好。”陈忠珩从衣袋里摸出钱来说：“先拿两元去，不够，我去结账。”
李秀芝领卢泽文到了女生楼，找到了曾翠香，她正痛得蜷曲床头，呻吟不止。卢泽文说：“快，我背你到人民医院。”曾翠香说：“不，一会儿自己就好了。”卢泽文说：“陈老师说，‘有病早治’，他还给了我两元钱，我背你去！”李秀芝帮着卢泽文，把曾翠香背在背上，就直往医院跑。井研中学女生楼到县人民医院，有两里多路。卢泽文背着曾翠香，一口气到了医院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曾翠香说：“我能走了。放我下来。”卢泽文把她放下来扶到医生面前，医生把了脉，开了药，卢泽文付了四角二分钱，开了发票，又扶着曾翠香回学校。
真是祸不单行。曾翠香胃痛刚好，脚痛得更厉害了。不断地找医生打银针，贴膏药，谁知大腿上出现了一个鸡蛋大的溃疡，脓血淋漓，根本不能走动，也无法上课，只得终日蜷缩在床上。吃饭、打水、洗衣，上厕所，都得同学帮忙。曾翠香说：“我还是回家去吧，在这里，课不能上，地不能下，连累同学们受苦。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！”袁淑琼去安慰她说：“我们这么多女生，一个做一样，你那点事，还不够做。你安心养病，自己看看书，我们又给你讲一讲。”卫莹芳说：“谁不害病？毛主席说，害了病，‘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完全用不着着急’。”李春霞说：“能成为同学，这是缘分，能给同学做点事，更是机会。”李秀芝、王惠容等女生们都来围着曾翠香说：“有我们在，你要信心百倍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曾翠香说：“没有办法，我只有麻烦同学，但是，有一件事，你们一定要同意。”大家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曾翠香说：“对不起，请李秀芝、袁淑群留下，只能小声说。”其余的女同学都莫名其妙地走开了。李秀芝和袁淑琼问：“什么事？还这么神秘？”曾翠香说：“我这样病着，团的工作没办法抓，恳请组织请廖文刚当支部书记，我免职，另选一位当宣教委员。”李秀芝说：“这个建议，我不反对。”袁淑琼说：“我们和廖文刚商量，向团委请示。”李秀芝和袁淑琼把这个请求转告了廖文刚，经过请示团委，决定由廖文刚任团支部书记，曾翠香任组织委员，袁淑琼任宣教委员，并在六三高二班支部大会上宣布。曾翠香就这样在女生楼宿舍里卧病两个多月，才恢复了健康。
总务处给班主任送来曾翠香的欠费通知，陈忠珩老师，都给垫付了。一个星期天，陈老师到了东林公社打鼓滩大队。这个地方面临古涌斯茫水的支流，有一个巨大的石滩，被激流冲击，终日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，就像有人在打鼓一样，所以地名就叫打鼓滩。这地方离东林场十里，离研经八里。陈老师先找到了大队曾队长。问起曾翠香家的情况，那位干部说：“曾翠香还读什么书！”陈老师惊愕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曾队长说：“她的大哥、二哥、二嫂，去年就饿死了。老者又得了水肿，她老母亲路都走不稳，只有一个师范校停办后回来的兄弟，才14岁，还领着一个4岁的侄儿。这一家人，连自己家吃的东西都拿不回去，曾翠香，都17岁了，还读什么书！”
陈老师听了，心里很难过，说：“书还是要读的，国家需要人才，曾翠香很不错的。”陈老师没有到曾翠香的家里去，就回学校去了。
曾翠香病好了之后，去交学费，胡化南老师说：“陈忠珩老师已经给你交了。”曾翠香知道，陈老师的工资才每月34元。就跑到办公室说：“陈老师——”陈老师说：“你家里的情况，我全知道了。不用说了。师生之间，能帮一把，就帮一把；能帮一个人，就帮一个人。”
又过了一周的星期一的早自习，一个年轻女教师进来了，同学们都认识：毛淑滔老师。她当时只有二十四岁。他腼腆地笑着说：“学校派我来当你们的班主任，上政治课，我可没有当过高中的班主任，也没有上过高中的政治，但是，组织交给我的任务，我要努力完成，我愿意学习，希望同学们支持。”教室里立即掌声雷动。
下午课外活动时，毛老师就在政治办公室召集六三高二班干部和团干部开会。她说：“我想先认识干部同志们。除了廖文刚、李秀芝、李荷艳、程茜平我认识外，其余同学，请作一个自我介绍。”卢泽文说：“我是卢泽文，大家信任我，让我当班长，今年17岁，团员。”郭惠玉说：“我叫郭惠玉，担任学习委员，团员，就是城关镇民主街的人。”劳动委员胡光顺，生活委员周正财，体育委员温兴忠和袁淑琼、曾翠香，都作了自我介绍。毛老师说：“我看了你们的档案，你们都很优秀。我很放心。我给干部提四点要求：一是事事带头。老百姓都知道，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。二是要树立正气，我们处在困难时期，只有跟共产党走，战胜困难，才有前途。三是加强联系，班上出了什么事，你有什么想法，你有什么困难，都请给我讲一声。第四点，就是要多组织同学们参加活动。我建议，早晨、下午、晚自习前，都组织大家唱唱歌，读读报。政治课，课外活动时，我们还可以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的活动。”毛老师讲完之后，卢泽文又和廖文刚一同研究，决定，星期一三五唱歌，二四六读报。唱歌由程茜平负责；读报由廖文刚、郭惠玉负责。星期天晚上，总结上周的工作，由卢泽文负责。
毛老师当了班主任不几天，全校同学都要下乡支农挖红苕。这天中午，下课铃刚响，同学们就像山洪爆发，排山倒海地向食堂涌去。可是，一到食堂，大家都傻了眼，桌子上没有饭，每人只有比拇指稍大的两个包子，和一盆米汤也不如的稀饭。六二高有同学问道：“今天的东西，怎么这样少？”六三高的同学都说：“太少了，这有三两吗？”正好汪校长要穿过学生食堂到教师食堂吃饭，廖文刚便向前说：“汪校长，你看看，今天的午餐，是怎么回事？”汪校长竟然仰着头，走他的路，根本不理。同学们对隔三差五的下乡支农，本来就不满，看了校长的态度，都吼起来了：“我们不吃了！走！”
同学们便一窝蜂涌出了食堂，食堂里一下子便空无一人了。只有整整齐齐的桌子和桌子上的“袖珍包子”和稀饭。同学们都在操场里议论纷纷。全校一千多学生，个个听到这个情况，都怒形于色。六一高有同学说：“以为我们马上就要下乡了，就随便应付一下，国家供应我们的三两，必须吃够！”六二高的同学说：“这本来就是吊命的，怎么还敢克扣！桌上的东西，有三两吗！”“对于括削学生伙食的行为，我们坚决不答应！”初中班的同学，更是嚷成了一锅粥。过了一会儿，成天笑盈盈的青年女教师宋万英老师端着空碗出来了，眼圈有些红，她曾是六零初二班和四班的语文教师，还当过六零初四班的班主任，经常摸着廖文刚的头问长问短。现在是初一的语文教师，廖文刚问：“宋老师，你怎么了？”宋老师强装笑脸说：“没什么。”后面有同学说：“教师食堂没饭了，宋老师没有午饭吃。”同学们一听，更加火了。齐声吼道：“汪校长出来！”宋老师说：“校长也没有办法。”
校长没有出来，政治老师和班主任都来劝。廖文刚对毛老师说：“事情很简单，老师、同学都必须按定量吃，该补就补，没有就煮。”政治老师和班主任都找各班的干部做工作，要同学们理解。但干部们都说：“你们都去桌子上看看，拿秤称一称，到底有没有三两。同学们都不是瞎闹。事实都摆在这里，学校解决不了，就请示县委。”政治教师和班主任，又去请示校长。汪校长铁青着脸，不说话。武校长才说：“这样吧，桌子上摆的，我们都看到了，太过份了。我建议，给学生每人补一两稀饭，马上煮。”
当时的井研中学的领导是这样的，汪国俊，是党支部书记，副校长；伍权钧是校长。伍校长在师生中的威信更高。既然伍校长都发话了，汪校长也不反对。于是便去叫学生伙食团马上按每个学生一两，煮稀饭。管伙食的人，还有意见，不想执行。汪校长说：“你自己看看，搞成什么样子。你敢负这个责任吗！”管伙食的才叫工友煮饭。政治教师和班主任立即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学生，学生们听了一个个欢呼雀跃，说：“我们胜利了！”
廖文刚给政治老师说：“今天的事情，是明摆着的，有人要克扣学生的口粮。是谁？我建议学校要追查。我还建议，以后由学生会来监督，米，要看着过秤。还有，对今天的事，可不要搞秋后算账！”后来，学校真的搞起了“帮厨制度”，每顿饭都有学生干部负责监督。
伙食团来劝同学们先把桌子上的吃了，每人再补一碗稀饭。同学们这才回到食堂就餐。后来，同学们戏称这件事为“的儿塔包子事件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