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为何，我竟然会对那名犯人产生一种难以启齿的亲近感。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长相确实太过相似，所以在被冤枉的漫长岁月里，我的内心深处竟然生出了一种微妙的同理心，仿佛我们与生俱来就被命运囚禁在同一个躯壳之中。
我的思绪开始在这种病态的感受中迷失，有时甚至会觉得，或许我才是真正的凶手，只不过被一个囚徒所掩盖罢了。我自己都无法判断，自己是真的开始失常，还是单纯受了太大的刺激和创伤而已。
病房里的环境极其单调和压抑，灰白色的水泥墙壁连同天花板地板都布满了不规则的裂纹，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。我在这间4米见方的小房间里无所事事，整日整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出神。
偶尔也会被人领进小小的封闭院子里晒晒太阳，透过铁栅栏的缝隙，我能看到外面的一角天空。那片碧蓝颜色仿佛安慰着我，让我确信还有重获自由之日，但我随即又会被拽回病房，重新堕入阴暗和压抑之中。
医生们对我的诊断是“精神分裂症”和“偏执型人格障碍”。他们坚信我的大脑早已生了病根，不再能辨别现实和妄想。但我的内心是怎样的挣扎和呼喊，又有谁能真正了解？
我每天都在被迫服药，那些药片的化学药味让我作呕，我常常会吐在病床的床单上。护工们看到就会立刻冲进来，扭着我的胳膊把我从床上拖拽下来，用捆绑带将我牢牢绑在床架上，以防我做出伤害自己的举动。那种羞辱和无助感，只有亲身体会才能知晓。
我的父亲和哥哥偶尔会来探视我，透过仅有的那一扇小窗对我谆谆善诱。可我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了某种东西——恐惧，他们在害怕我。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落寞和绝望。
一次，我的哥哥对着我大喊：“醒醒吧约翰！你再不振作就活不过今年了！”他的确是这个意思，语气中透着绝望。
我隔着厚重的钢化玻璃，无助地看着他们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渐渐扭曲、模糊，最后变成一滩液体般的色块。我想呼救，可是喉咙被恐惧牢牢封住，只能发出几声微弱的嘶吼。
大约一个月后，有一天我突然接受了来自护工的“特殊探视”。她领着我来到一间小型会客室，房间里坐着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，他似乎正在等候我的到来。
“约翰，这位是你的新主治医生，罗伯特·威尔森博士。”那名护工这样介绍道。她把我推入房间后就迅速离开，把门关上了。
“你好，约翰。”那名自称是医生的男子对我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，伸出手来。我有些戒备地点了点头，没有去握他的手。
我环视了一下这间会客室，它比我的病房略大一些，但也是封闭的水泥混凝土结构。除了几把塑料椅和一张小桌子外，这里什么摆设也没有。房间的一侧有一面单向玻璃，我猜测外面大概有人在监视着这里的一举一动。
我斟酌了下用词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很高兴见到你...医生。能否告诉我，为什么要特意以这种方式‘会面’？我已经对付了那么多精神科医生，你们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”
“别那么戒备，约翰。”威尔森博士微笑着说，“我只是想亲自和你交谈几句，看看你的病情而已。你知道的，医生和病人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对于病情的好转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“哼，对于一个形同囚犯的疯子来说，和良好的医生沟通真是难能可贵。”我讽刺地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