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是谁先动手的，张熹家的逃荒亲戚和伙计，与袁锦家的伙计还有看热闹的民众都动起手来，一时之间，张飞打岳飞，打得满天飞，有人鼻子被打出了血，有人头上被打了一个包，有人手臂骨折，有人被扯烂了衣服....，场面混乱不堪。
几个衙役从县衙里冲出来，及时制止了几方的打斗，将这些出手打架的人都带到县衙大堂跪着听候发落。
张家粮店伙计打死人的消息马上在县城传开，因为参与打架的人很多，有的是张熹家逃荒来的亲戚，有的是围观群众，也有袁锦药材行的伙计，这些人在县衙大堂跪了黑压压一大片。
打架的人多，涉及各自的亲戚、家人、朋友当然就更多，这些人将县衙大堂外面围得水泄不通，群情激愤，强烈要求惩治打人凶手。
谁是打人凶手？有人指认张家伙计，有人指认袁记药材行伙计，也有人指认看热闹的某人。
县令余慈孝对灾年发生聚众斗殴事件非常重视，何况还是一桩人命案件呢。当即升堂审讯。
案件发生在张家粮店门外的大街上，目睹事件全过程的人很多，案件审理就显得比较简单。余慈孝很快就将案件审理明白，秉公执法，判张学东为过失致人死亡。
过失致人死亡对肇事人是不用判刑的，但袁家二大爷也不属于“应捕杀的恶逆之人”，张学东拿出“烧埋钱”给死者家属就算完事。
听完判决，袁锦也认为余大人判张学东过失致人死亡无可争辩，问题是，张学东应该补偿袁家二大爷多少烧埋费才合理？
袁锦提出，别看我二大爷这个样子，人老了都这样，不好看！其实我二大爷是个秀才，命价理应比一般的人要值钱一些。
众人一听死者是秀才，都不免唏嘘，秀才老了病了遭灾了，看起来与旁人也没有什么差别。这个年代，秀才非正常死亡，其命价自然比一般人的命值钱一些，但秀才的命到底值多少钱，余慈孝也很茫然，因为他手里并没有赔偿秀才命案明码实价的依据。
张熹也赶到了现场，听了袁锦的话则不以为然，说让张学东赔偿死者的“烧埋费”是应该的，张学东是他侄儿也不假，但张学东今年遭了重灾，房屋田地都被洪水淹没，家徒四壁，他们全家是逃难到我家的，没想到今天遭此横祸，张学东认罪认罚，但无钱赔偿，请求县令宽限几年，有钱了再兑现。
任何时代都会出现认罪认罚但无钱兑现的问题，张熹从容不迫说这种话，是伸手不打笑脸人的意思。
但所有人对张熹的辩解都心知肚明，犯事的人只要将现在躲过去，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有钱，什么时候兑现都是浮云。更别说张学东还是一个外地逃荒来的，到时在哪里去找他？张熹替张学东推脱责任的意图大家全都明明白白。
张熹平日蛮横，得罪的人不少，被打的和看热闹的人中就有对张熹积怨很深的人，张熹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在县衙，又不合时宜的替张学东说话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张熹身上。张学东倘若对死去的人不兑现，他们自己被打伤的汤药费也会没有着落，那些围在县衙大门外的民众全都哄闹起来，大声嚷着，县令秉公执法，张学东打死人应该由张熹承担责任！
啥？张熹傻眼了，侄儿闯的祸怎么会由伯父承担责任，烧香引出鬼来了吗？
今天张熹如果不出面，看热闹的人有可能想不起他，想不起张熹，自然就不会将张学东与张熹联系在一起，想不起他，矛头就一定不会对准他，但张熹又怎么知道，烧得通红的那块火炭会掉在他的脚背上呢？如果早知道，打死他，张熹也不会露面。
一个嗓门大如洪钟的壮汉吼着，张学东不仅仅是张熹的侄儿，还是张熹粮店的伙计，我们都看见的，张学东每天都在张熹粮店上班，他天天在店里扫地抹桌子搬运货物，他做的事比其他伙计做的事还多，粮店的伙计打死了人，粮店老板就应该承担责任。
话音一落，另外一个男人也大声附和，说我就住在张熹粮店隔壁，我可以作证，张学东天天都在张熹粮店上班，他就是张熹粮店伙计。
张熹一听赶紧否认，说张学东在店里做事，是他自愿的。
余慈孝想想，问张熹，你说张学东不是你店里的伙计，他不是伙计怎么会天天到粮店上班？唉！这种推论无论哪个时代都会出现，比如，林月前世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社会的事，一个人跌伤了，另外一个人做好事，将跌伤的人送到医院，但跌伤的人却诬陷做好事的人是肇事者，法官判案的时候也是这么问的，你没致人跌伤，为什么要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？
虽然两件事时间差了几百年，原来前世的法官和今生的县令判案推理如出一辙，说法都是一样的。
张熹赶紧申明，说余大人如果硬要判张学东是我粮店的伙计，我自己也是没有钱的，我买曹家的粮都是打欠条的，有县衙的表扬信为证。
张熹话一说完，门外一个穿长衫的人义愤填膺，用手指着张熹，说你欺骗县令，你高价卖粮给那些粮商，你至少赚了一百多两银子。
余慈孝一听张熹高价卖粮？就警觉起来，高价卖粮，哄抬物价，是灾年打击的重点，穿长衫的人理直气壮揭发张熹卖高价粮，再看张熹躲闪的眼神，余慈孝就知道他卖高价肯定是事实。
余慈孝问穿长衫的人，你说张熹卖高价粮有证据吗？谁买了他的高价粮？
穿长衫的人说，我大伯就买了他的高价粮，价格是灾年前粮价的五倍。
余慈孝将惊堂木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厉声质问张熹，县衙已经贴出布告，粮食价格不得超出灾年前的三倍，你怎么能用五倍的价卖高价粮呢？你说老实话，是否高价卖粮？
张熹没想到侄儿误伤死人会牵涉他高价卖粮的事，惊骇的冷汗直流，他知道，倘若县令坐实了他倒买倒卖，哄抬物价的事实，这是比他侄儿过失打死人的事还严重，张熹就会面临下狱、判刑或更重的处罚。
张熹浑身冰凉，赶紧向余慈孝作揖，说我愿意代侄儿张学东对死者进行赔偿。
余慈孝见张熹突然改变态度，心里马上就明白张熹的用意，他情愿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经济赔偿，也不愿意暴露和承认自己高价卖粮的事，高价卖粮一旦坐实，这块火炭掉到脚背上，自己会伤得更重，孰轻孰重，他心里明镜似的。
余慈孝也认为，不管怎样，将眼前的问题解决了才是当务之急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，就应允了张熹的请求。
有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，事情就很容易处理了，因为袁锦的二大爷是秀才，秀才命贵，所以张学东赔偿给袁家死者家属“烧埋费”一百两银子，张熹粮店的伙计打伤民众十五人，根据每人的伤情，给伤者一两至二两银子的汤药费，张熹和张学东在具结书上签了字，张家账房先生拿来银子，当场兑现。
袁锦安排人将他二大爷的遗体安置好，十几个被打伤的民众拿了银子就去买药治伤，张熹和张学东在家人的陪同下，黯然神伤回到张家湾的家。
张熹没想到，刚刚赚到手的一百多两银子，被自家侄儿过失致死的烧埋费和打伤人支付的汤药费全都消耗完了，张熹低垂着头，无论如何也想不通。
袁家二大爷老年多病，早就该死了，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要死在他的粮店门前，死了才知道，原来这个老头还是个秀才，他被袁家二大爷坑了呀！自家侄儿致人死亡，他却被迫为侄儿赔偿银子买单，这是被自家侄儿坑了呀！原本卖粮只是卖给做生意的朋友，这是很隐秘的事，今天却被朋友的亲戚出卖，差点被抖搂出高价卖粮的丑事，这是被朋友坑了呀！买卖粮仓粮食的事原本就是曹家和张家双方的事，县衙凭什么要写那封表扬信？还将自己买粮的价格公之于众？他这是被县衙坑了呀！
这么多年来，张熹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但现在却发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他眼前挥舞，现银没有了，还欠着一张天价欠款，而且高价卖粮的事早晚会被县令查到，躲过了初一很难躲过十五，近段时间发生一连串的事令他急火攻心，张熹又惊又怕，突然两眼一黑，嘭的一声重重跌倒在地上。
张学东知道自己撞了祸，自知对不起伯父，但自己又无力为伯父解忧，只好向张家告辞，带着全家老小回老家去了。
张熹家里的亲戚们见张学东走了，又见张熹病倒了，大家都是出来逃荒的人，没有办法帮助张家，只有自己离开才能减轻张家的困难，所以，亲戚们都向张家告辞，离开了张家，又一路逃荒要饭回老家去了。
张熹倒地后就再也没有起来，郎中说他得了痰疾，痰疾是什么疾？痰疾其实就是脑出血，张熹是个喜怒无常的人，喜怒无常的人情绪很容易激动，情绪激动再加上身体里原本潜伏的病症，就很容易引发脑出血。张熹脑出血是早晚的事。这次侄儿张学东意外失手致人死亡，他又将刚刚赚到手的银子为别人的失手买了单，再加上这段时间，大儿子张思文意外死亡对他的打击，二儿子张思吉从军后生死不明，想起家里发生的这些令他恼怒和忧虑的事情，他再也支撑不住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打击，一股黑血终于冲破了脑血管。
三天后，张熹死了。
袁锦为二大爷买了一块墓地，将他二叔葬在了仓西县，二大娘要回老家，袁锦在曹家驿站租了一辆马车，那一百两银子的烧埋费，袁锦原封未动拿给二大娘，还送了一些粮食和种子，以及一些大半新的衣物，将马车装得满满当当。
二大娘带着儿子女儿回老家去了。袁锦的二叔近七十岁，身体一直多病，拄拐多年，如果不是发生意外，他二叔很有可能熬不过今年冬天就会死去，没想到发生意外，二叔死了，却为他的家人挣了一百两银子，二大娘将这些银子拿回老家，建房置地过日子也是足够的了，不敢说这是因祸得福，只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
埋了张熹以后，他买粮和粮仓打的欠条约定三个月期限到期了，林月叫陶学奎找张熹家要银子或办理张家湾土地手续，张熹死了，陶学奎只能找到张熹娘子，张熹娘子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找来张家有威望的族人商议，族长看了欠条，看着欠条上县令余慈孝和张巡检的签字，他知道张家湾的地是保不住的了。张家现在没有银子，张家湾的地又是之前就抵押了的，现在债主找上门来，还有县衙的担保，这是铁板钉钉的事，无力回天了。
张熹娘子听说张家湾的地被抵押了，除了掩面哭泣，别无它法。陶学奎很快办理了张家湾三百亩地的手续，从此，张家湾的地不再姓张，而是姓曹了，严格来说，是姓林了。
林月对地契上写的曹家文的名字只能撇撇嘴，因为她的性别是女人，所以哪怕曹家的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操作，但最后这些土地还是只能姓曹而不能姓林，她的心里有千万匹草泥马在狂奔。好在曹家现在也是她的家，地契上是谁的名字无关紧要。
再说，林月没有几年活头了，张家湾土地姓曹还是姓林，都是身外之物，写什么名字都随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