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评卷前还有一系列繁琐的准备工作。
在士子交卷后，收卷官根据所治经书分类，然后送至弥封官处弥封，将试卷上填写姓名的折角盖上关防印记。
之后再送往眷录官处进行眷录，由书吏用红笔滴字不漏地抄写一遍试卷，考官只看抄写的副本，原本则另行封存保管。
这是为了防止阅卷官辨认字迹，杜绝场外串通的可能。当然，眷录好的副本还会由专门的对读官负责组织人员进行对读，一人读红卷，一人读墨卷，两人一组，必须一字一句用心对读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这样，经过弥封、眷录、对读之后，交到考官手中的试卷可谓“三无”试卷，无姓名无标记无纰漏。然而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，纵然阅卷程序一套下来看似天衣无缝，但只要肯下功夫，总有那么一丝漏洞可以钻。
毕竟除了两位主考官和十八位同考官外，每一房仍有数位阅卷官，而进行准备工作的生员小吏少说也有两百人，还有负责监考的号军、杂役，负责伙食的厨子等等人员，只要有心，铤而走险的事仍会发生。
例如嘉庆三年很出名的割卷事件，也称“活切头”，还有“蜂采蜜”等等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放到哪朝哪代都适用。
不然范进的恩师周进，怎么能够基本上都是保证的说，范进此科必定发达，这其中的巧妙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话说考官这边，审阅试卷时，却是看见了不少好的东西，这次的策论其实也算得上比较难，然后考官就拿着两份试卷，衡量着到底点谁第一，一个是范进的，另一个不知道是谁的。
范进这一份主要是稳打稳扎，语句这些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久经科举之人，但是却毫无新意。而另一份，文章自然不是太过老辣，但是除了八股，策论这些都比范进那份好。
最后考官们在一起讨论，却是取了范进的那一份，中国本身的思想都是儒家的中庸为主导，而且唐伯虎舞弊案才过去不久，考官们心存顾忌，最后还是点了范进为会元，毕竟是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嘛。
二月二十八或二十九辰时，准备放榜了，然而在此之前，外头早已有收买了院内书办的报子提前得知榜上有名的举子，先一步吹吹唱唱找中了的举子讨喜钱去了。
而这些举子们都是坐在茶馆或者客栈里商谈着，没什么，就是享受这种刺激的感觉，还有中了之后被人议论的荣誉感，范进也是坐在里面。
虽然直到他文章写得不错，还有周进的帮助，但是也是慌得很。
范进跟着坐在茶馆里的人吹着6b，这些天吃宴这群人也都是混熟了，不过主要还是地方与地方的举子之间，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。
整体趋势就是南方的人鄙视北方的科举人，北方的人鄙视南方人没见过世面，毕竟由于地区不同，有些南方人来京城一是感叹它的繁荣，二是习俗有一点不同，毕竟论科举确实不如南方，辛亏是分了南北卷，不然又会闹纷争。
不过还是有人觉得南北榜不公平，毕竟是南榜录的名额更多，而南方人却觉得不服的话就直接全部一起考。
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分地域分卷考试，并不是现在的中国才有的，老祖宗早就发明了，至于对错？谁知道呢？
当然，这个时候分榜其实是为了统治者利用科举来扩大统治基础、笼络士人。当然，在后面这却是给明朝带来不小的麻烦。
自“南北榜”划分之后，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，除了师生关系外（座师与门生），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，同期中榜的考生，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。
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，也渐成常态。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：“而今朋党有三途，同榜而出为其一，座主门生为其二，同年而出为其三。”
“乡党”关系，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。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“党争”，朝中分为“齐党”、“楚党”、“浙党”相互攻击，“分榜”制度，确是为其温床之一。
当然，什么地方都有自己的圈子，而圈子就有着天然的封闭性，也算是资源的互换，毕竟科举后，除了补录当过官员的举人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官场小白，所以组个团抱团取暖这是很正常的。
毕竟官僚体制就是容易衍生出这种群体。
当然，这也昭示了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荒谬之处，不能更新思想，王朝又极其稳固，就容易被人从外部打破。
不过如果想要更新，就算需要改革，需要革命，但是改革是自上而下，是割自己的肉，基本上都是力度不够，效果不强，若是力度大了，又容易遭到反弹，自己也是舍不得。
而革命则是自下而上或者是阶级斗争，自然是彻底的，蚕食以前的阶级以满足现在的阶级，不过也会受到长时间的阵痛，短时间难以恢复，毕竟上层建筑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。
一个范进算是同乡的人就对范进拱了拱手，然后给大家介绍说到：“这位乃是我江北急公好义、仁义无双的范进范先生！为朋友两类插刀。”
然后又有一人说到：“范朋友确实早有耳闻，不知这次可否名列榜上？”
范进自然是谦虚，摆摆手叹息的说到：“却是拖延了许久，以前慈母见背，不得不延迟几年，如今学问不精，怕是难中矣！”
然后周围众人纷纷露出会心的笑容，自然是怕别人比自己好，现在想着又少了个竞争对手，之后就收敛了笑容，便是一脸遗憾，安慰道：“范兄文章想来老成，肯定能得考官青睐，不宜妄自菲薄。即便不中，补个知县，倒也自由。”
范进也是苦笑着点了点头，心中却是想到：“不中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我tm已经卷死你们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