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一十章阳秋
夏姬所在的郑国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。她的祖上受到过儒家的广泛批评，譬如大名鼎鼎的郑庄公，自然少不了这个“美艳绝伦”的女人，更是给她扣上了非常严重的帽子。
孔子为《春秋》，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孔子作春秋，述而不作，寄托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在里面，总体上是围绕周王为中心，记录鲁国史事乃至天下诸侯鲜明的政治事件。太史公指出孔子的一个基本态度：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。
那么孔子对自己的这部《春秋》是什么想法呢？他自己说后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，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孔子说，后世有了解我的恐怕是这部春秋，未来怪罪我的大概也是这部《春秋》。孔子对自己有完全客观的认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的这部春秋是他自己的政治立场，也就是围绕周王为中心，礼制为中心的一个政治上的观念。
在这部《春秋》中，对不尊重周王，不遵循礼制的诸侯行为进行了批判，但是这个批判比较的隐晦，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扼要，但是这部《春秋》的记载并不等同完全的史实，因为孔子基于自己的政治观念做了取舍，本身的取舍也是一种褒贬。
比如说对于天灾，对于天下的暴乱，对于威胁到周王政治权威的重大事件，常常不选择，不得已也表达的晦涩。孔子自己评价自己的话看上去是一种自谦，事实上，他知道他的这部书只是他自己的观念，赞同他观念的会理解他，相反观念的会批评他。所以他说“后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，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”
及夫子殁而微言绝，七十子卒而大义乖。这就是常所谓的“微言大义”。用极其简要的语词表述历史人事，其中暗含着着者的褒贬。精微之处见其广博。这是汉人对孔子的议论，特别指孔子的《春秋》。
怎么样才是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呢？来看郑庄公的大事件：郑伯克段于鄢。
这是古文观止的第一篇，题目《郑伯克段于鄢》，很好玩：人物，郑伯即郑庄公，段即郑庄公的亲弟弟共叔段，鄢者远离郑都的一座城。事件，克段即共叔段在这场动荡中被杀。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是这里面寓含的意思很多。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，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首先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关系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，彼此仇杀，共叔段有不轨的行为，所以记载他直接呼他为“段”，在这场动荡中，郑庄公以仇敌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弟弟，故而用“克”。
称呼郑庄公为“郑伯”，是暗示他是哥哥的身份，意思是你是哥哥，怎么让兄弟发展到这种地步，你是有责任的。再者“鄢”这个地方远离郑国都城，也就是说“段”逃跑了，跑到“鄢”这里，那么段是主动跑的呢还是被赶走的呢？事实上记史者认为“段”是被“郑伯”赶走的，不是“段”自己出奔。表达了对郑庄公的一种不满。你没有把弟弟教育好，反而任由他作乱，最后找机会赶走他，我们要批判你。
那么这个题目中的两个人物在这场政治事件中谁的责任更大呢，记史者认为是郑庄公。郑伯克段于鄢，也可以这样理解：郑庄公没有尽到哥哥的责任，故意引诱弟弟作乱，趁机赶走弟弟，然后杀之。
从《春秋》的角度，是批评郑庄公的，但是非常的隐晦曲折。这是有多么的为难才这样“微言大义”呢？这是儒家的态度，儒家认为弟弟作乱你做大哥的责任很大，既然弟弟已经离开都城，没有了威胁，应该停止追杀，维持兄弟情爱，不能置于死地。所以后世骂郑庄公为奸雄。
要探索这个故事的史料，最先想到的大概是文学性的作品，因为一旦给一个故事加以文学的变化，便能实现更广泛传播，受众也自然更多，为更多熟识的故事想来是那本《东周列国志》了，作者明末人冯梦龙。
那么冯梦龙对郑庄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？
先看冯先生对郑伯与段的一个评议：
宠弟多才占大封，况兼内应在宫中。
谁知公论难容逆，生在京城死在共。
子弟全凭教育功，养成稔恶陷灾凶。
一从京邑分封日，大叔先操掌握中。
前四句是论共叔段，后四句评郑庄公。对共叔段的态度是，谁知公论难容逆，视共叔段为叛逆，对郑庄公也有批评，养成稔恶陷灾凶。
事实上，这种论调并不新鲜，充斥在春秋以后的各路议论之中。从冯先生的书中看出，他对郑庄公的态度不与纯粹的礼教相同，他展现给读者的郑庄公，智勇兼具，长于谋略，赫然有霸者之风，并非举起礼教的大棒打下去，现在来看，是比较客观的。
但是你要知道，冯梦龙这个人在当时并不得志，他差不多不与崇尚礼教的理学家站在一起，受到排斥也在情理之中，不仅如此，他极为推崇的一个人赫赫有名，便是李卓吾，那个写下厚黑二字的“狂人”。
他也是一位反对传统礼教，不甘愿奉行旧的道德约束，追求个性上的解放，他是这样的一个“离经叛道”者。所以他笔下的郑庄公与很多传统礼教下的主张有不同之处，在他的笔下，郑庄公更加的丰富多彩，更加的鲜活。
郑庄公与共叔段的故事，是郑庄公历来受到歧义的重要事件。
这个故事最早记述下来的是《春秋》，所谓春秋，基本上作为历史的通称，各诸侯国有各自的历史记录，都称为《春秋》。现在通行的《春秋》特别指孔子编纂的鲁国的史料，是以鲁国为中心的，寄托了孔子的思想观念，其他诸侯国的《春秋》鲜有存世，原因别论。
《春秋》记载这个故事极简要，只有六个字：郑伯克段于鄢。没有了。上一篇分析过，虽则只有六个字，但是内容很多，这个内容不是故事的本身，而是说这里面传达出来的观念有很多，都体现在用字词上。比如说为什么用“郑伯”，为什么是“克”，为什么直呼“段”，为什么是“鄢”，都有特别的意义。所谓“微言大义”。
描述同时代史事的另一部书《竹枝纪年》则比较直接：郑庄公杀公子圣。它就是简单的记下这个事，没有所谓的别意在里面，相比《春秋》明了的多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没有他要表达的政治道德的东西在，无须隐晦曲折，语焉不详。
再后来有了《左传》《史记》，《左传》对这个故事的叙述是本自《春秋》的思想，而尤为具体丰富，《春秋》六个字，到了《左传》五百多个字。《左传》几乎是承继了《春秋》的政治道德观念，是一脉相连的，一简一详之别。而《左传》的作者的初衷也是考虑到，门人弟子读《春秋》，各据其所解，如太史公所说：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成左氏春秋。“
《史记》对这个故事的记载比起《左传》更加紧凑一些，大体还是源自《左传》，各有所详略，从史事的角度看，他们做留下来的大体是符合事实的，至于后世各种的戏曲传说，那就是“本故事纯属虚构”了，各种传说对应着各自的对人事的评价和理解。